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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述做法只是为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法院所采用，对于同种类型的行政案件，我们无法确切判断不同法院具体选择哪种操作实践（是选择依法裁判还是选择前述案例中的调解与协调和解），也无法确知不同法院在其选择背后所秉持的对既有法律秩序的态度。

并且，发展得越好，给付得越多。发展型给付即通过发展的方式实施给付，给付的内容包括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

（四）给付对象的调整：从绝对贫困者到相对贫困者西方传统给付行政理论中，给付对象的判断标准是静态的，给付对象限于生存线以下的个体。发展型给付不是在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直接进行利益转移，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融合公法治理工具与私法治理工具（尤其是契约工具），完善社会组织捐赠的渠道，吸引贫困群体加入互助基金组织，为多元社会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合作共赢。2.分配正义之正义观念给付行政的核心在于公共资源的配置供给，分配问题应被充分考虑。共同富裕之富裕，意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利益的供给，其势必通过国家给付来落实，需要依靠具体制度来保障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中国克服了国家辅助性原则的消极性，担负起了助推社会发展、积极主动促进民生保障的义务。

中国深化了对个体利益的认识，突破了生存照顾的既有内涵，凸显了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相对独立又彼此促进的关系。将相对贫困者作为现阶段给付对象的发展型与共享型给付，旨在确立科学、合理、灵活的给付对象认定标准，并在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更加广泛的给付对象覆盖。政治法规定全体对全体的比率，也就是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而这个比率是由比率中项的那个比率所构成的。

为此，宪法要具体地承载两项功能，一是建构（to constitute）和赋权（to empower）。然而，从纯粹法律的观点看，凯尔森认为，违宪的法律无效，是个没有意义的陈述。4.好宪法应不受当下令人兴奋之事、民众任性与激情的影响。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勉强地认可根本法的说法：还有一种法律的分类是分为根本法和非根本法。

这意思是说，宪法把政治体的根本形态和存在方式用书写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宪法整体上被视为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根本法自然重要，但他否定根本法是契约，主张人民必须定期集会，而每次集会人民都有权修改宪法，这极大地刺激了欧洲诸政权。

他们追问的是：是先有政府还是先有宪法？在他们看来，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一种无权利的权力（power without right）。[7]同上，A. V. Dicey书，p. cxli。否则就会陷入矛盾之中。根本用来修饰任务，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主观色彩，和宪法的规范性、持久性不协调。

可见独立的审查机构是多么的必要。和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相比，最后的人民集会把宪法的效力追溯到人民的制宪权，这就把他的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形象化、实质化了。最后的人民集会做出决议是不是一个缔约行为？是否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我认为不是一个契约行为，无需全体一致同意，只需要多数决。宪法是民主神的圣经，宪政乃是借尸还魂之术，即人们通过敬拜、念诵、解释宪法，把宪法当作日常政治的咒语，从而召回民主神灵的艺术。

一些人指责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神乎其神，这的确冤枉他了，应该说，他几乎触及神秘之地，却如触电般返回原地了。4.民主代表机制以选举为纽带，为基本仪式，让人民仍然可以定期出场，同时也使得代表产生神圣感、责任感。

这第一个宪法的效力是最后的预定、最终的假设，我们的法律秩序的全部规范的效力都依靠这一宪法的效力。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

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惧怕卢梭的因由。人民决议的最后一条——第五条，也是这个决议的根本条款之一，宣告人民制宪权。同时，人们不希望因为这个宪法加剧两德分裂甚至使之演变成永久的事实。3.政治代表促进政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书名很难翻译为中文，英文co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通常叫宪法，the law of constitution字面上只能译作宪法法，有嫌累赘，不过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宪法的法律性即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的政治性对立，通常被分解为三个子命题：宪法是法律。

当时存在很多的根本法。在法学上这意味着什么？他解释说，这意思就是一个新的基础规范已被预定。

所谓革命不就是用非正常的、极端的方式提出这两个提案吗？因此，我称之为卢梭式的不断革命论。然而人们却完全有理由用这种方式来区分法律，因为在每一个国家中，根本法就是取消了以后，国家将象屋基被毁的房屋一样，无法成立并彻底解体的法律。

3.最重要的，本质上最具有宪制性质的或者真正根本性的东西不是写下来的，甚至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不希望国家被毁坏的话。2.社会契约驯服不了人民，卢梭的公民宗教里没有真神。

为此目的，人民委派特别代表组成专门的制宪团体，该团体代行国民集会的职能。2.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宪法登场。也只有把制宪视为主权决断，宪法才能算是真正的法律。总之，宪法是政治法（political law），既是政治的，也是法律的。

[41]如此类比宗教规范的断然预设尽管必要，却并不能构成一个论证。只要大家习惯于用宪法术语来谈话，即便大家对宪法术语的含义有异议，说同一语言的事实就能促进政治秩序的活力[13]。

不过，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决定。根本法作为概念确定下来成为标准说法之后到美洲各殖民地立宪之前，应该说根本法等于宪法。

凯尔森本人当然不曾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再三反对别人这样曲解他，但是这个意思明显地体现在他对革命的法律秩序的解释中。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在某个时刻，人民极不容易地凑够了法定人数，举行最后一次公民集会。

为了赋予立法机关和政府以确定的形式使其完成结盟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代表机构篡夺人民的主权，剥夺人民的自由，背离目的，必须制定一些成文的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和政府的组成，设定一些限制。他把团体选择什么样政体的决定称为一个法令（decree）[56]。正如施密特所言，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权（权力或权威），并且凭借他的意志被制定出来。同样是绝对主权论者的卢梭，把主权者置换为人民，但他同样认为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

首先缔结社会契约，然后创设政府。无论一国的宪法是否具有法典化形式，只要它是有实效的（effective），它都具有法律效力（valid）。

第二，他的宪法和我们今人所讲的宪法，即最高的法律，很难说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他的羽翼曾经所及之境，确实是一个真正可以回答宪法为什么有效力的思想圣地。

我国宪法序言最后那段就是这样宣告的：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个声音多么类似《创世纪》中上帝的命令呀。